Monday, November 3, 2008

想念台灣的時候看到的...

台北六日 【聯合報╱沈寧】
2008.01.21 03:49 am

人在海外, 只通過報紙和電視發布的點滴去認識台灣, 結果是負面的, 以為台灣政府業績不彰, 官員品格拙劣, 台灣人素質低下, 文明缺乏, 社會混亂, 令人覺得恐怖, 乃至若干年前有機會在台北謀得一份很好的工作, 也推掉了。

最近去了一次台北, 發現過去多年的印象, 至少百分之八十都錯了。台灣政府確實業績不彰, 官員品格確實低下, 但僅此而已, 就我個人所見, 台灣人(至少是台北人)的素質文明, 已達到就中國人而言的最高度。

我是第一次去台灣, 希望親身了解真實的台灣社會和台灣人, 所以推辭了接待單位的盛情, 爭取更多個人單獨活動的機會。台北之美, 固然依賴台北飯店之眾多, 夜市之繁榮, 小吃之豐富, 飯菜之精美, 但更加吸引著我的, 卻是台北的人, 普通市民們。

走出中正機場, 立刻體驗台灣人敬業樂業的精神。我找到長榮公車櫃檯,買票坐車到台北。從桃園到台北, 一小時路程, 票價135元新台幣, 折合4.5美元(設以30:1計), 實在便宜, 美國丹佛這樣公車, 要貴一到兩倍。我對台北毫無所知,詢問去下榻旅館在哪站下車, 他們拿出汽車路線圖, 指給我看, 並用紅筆勾出下車站名。我又問在台灣怎麼打公用電話, 他們詳細告訴我, 講解幾種價格,告訴我省錢竅門, 給我換了幾枚硬幣, 說是還有十分鐘開車, 我可以先在候車室打兩通電話,指給我用哪架電話機。

在台北期間, 我因故換過兩家旅館, 沒有來得及告訴妻子更新電話號碼, 怕她打來找不到, 跟前台服務員一講, 他不僅在本旅館電腦上做紀錄, 以便所有服務員接到找我的電話, 都能轉給我, 而且分別打電話到我原先住過的兩家旅館,請那兩處的前台做好紀錄, 凡有美國來電找沈先生, 便將電話轉過來。那兩邊的服務員, 也都很樂意地答應下來。

事情都是小事情, 但我看出大意義。他們既沒有板了面孔, 愛理不理, 也沒有「堆滿笑容」, 為賺你的錢而忍痛做出「笑模樣」, 或者臉上帶「笑」卻心不在焉。我所見到的台北服務員們, 臉上總是很和氣, 很真誠, 也很認真, 似乎那樣做很自然, 很平常, 讓我覺得自己並不比別人低賤, 也不比別人高貴, 所以很舒服。

我住在忠孝東路和復興南路的交點, 是台北鬧區的中心, 每日從早到晚, 車水馬龍, 熱鬧非常。早晨上班高峰, 捷運(地鐵)忠孝復興站裡人湧如潮。但擠在人群中, 隨眾進退, 發現台北人雖然匆忙, 卻曉得禮讓, 頗有君子風。即使在捷運車站裡, 人滿為患, 卻似乎並不喧鬧。那是我在任何中國人聚集之地, 從來沒有體會到過的。公車上, 飯館裡, 就算西門町那樣的熱鬧地方, 包括年輕人在內的台北人, 也都懂得儘量保持安靜。我從經驗總結 : 喧鬧與文明成反比。喧鬧之地, 必是文明低落之處。喧鬧度越高, 文明度越低。而凡文明之地, 自然不見喧鬧。由此可知, 台北人的文明程度實在相當高了。

此言不虛, 有例為證。在台北乘捷運, 站內上下自動扶梯, 所有乘客都自覺站在右側, 空出左半邊, 讓趕路人走。我從未見到一個人, 站在左半邊, 即使整條扶梯左側都空著。最可愛那些中學生, 也如此守規矩。中學生本來是最調皮的一群, 喜歡結夥說笑走路, 可一上扶梯, 便都自覺站在右側, 絕不為說笑方便,擠在左側擋路。

捷運車廂內, 靠門處安排博愛座, 即老幼病殘專座。我每天乘幾次捷運, 經常看見那博愛座都空著, 許多乘客站在旁邊, 卻都不坐。上下學時, 很多中學生乘車, 也都站在博愛座前聊天, 絕不占座位, 特別有規矩。一次我見到有人抱個孩子上車, 立刻有四五人同時站起讓座, 令人感動。

捷運車站月台, 每個車門前地面, 都畫了斜斜的排隊線, 我發現不論多麼擁擠的時刻, 所有乘客都會自覺依線排隊, 絕不亂擠, 而且永遠先下後上, 絕無搶先之舉。我在台北六天, 街道上, 商店裡, 公車上, 飯店裡, 無論何處, 從未見到一處有人發生爭執, 臉紅脖子粗, 更別說罵架甚至鬥毆。中國人聚集的市面,能做到如此, 實在是讓我感嘆萬分。

台北是個大城市, 馬路上行人多, 汽車更多。自行車極少見, 但輕便摩托車成千上萬, 大街小巷, 隨處可見, 上下班時可說震耳欲聾。但我發現, 市內交通亂中有序。十字路口, 每遇紅燈, 大群摩托車都會停下, 而且全部停在停車線後面, 幾乎看不到有人搶出白線, 停在斑馬線上。左轉摩托車, 也都會停在專設的左轉區內, 規規矩矩。行人過馬路, 從不亂竄, 都走斑馬線, 遵守燈標。所以雖然車多, 還是很有安全感。

我相信, 這是台北全民崇尚推廣文明五十年的成果。上世紀後半段時間, 當有些地方把野蠻落後當作光榮來崇拜的時候, 台北社會開始對三代人進行不屈不撓的文明教育, 已見碩果櫐纍。現在台灣實施九年義務教育, 所有青少年都起碼國中畢業, 進一步建設文明社會, 更有雄厚基礎。

因為時間關係, 我沒有到重慶南路的書店街去逛, 只在瞻仰國父紀念館的路上, 順便去了誠品書店, 覺得真舒服極了。台灣出版書籍, 講究紙張裝幀, 所以擺到架上總是很好看, 毫無簡陋之嫌。書店之大, 之整齊, 之華貴, 顯示著書世界的壯美。裡面人並不少, 但極安靜, 絕無擁擠雜亂之感。我走了走, 買了一套自己多年前出版的《嗩吶煙塵》, 當晚要送人, 又買了一批音樂唱片, 價格都比在美國便宜一半, 真想多買, 苦於無法攜帶太多行李。

我星期天在台北故宮博物院參觀, 看到許多家長帶領七八歲的孩子, 細緻觀看各種展物, 低聲地講解, 耐心地回答孩子的問題。我看到孩子們驚喜的眼睛,景仰的神情, 家長的笑容, 非常感動。我想, 那些家長肯定都受過高等教育, 並且希望下一代也具備深厚的文化素養。這樣的孩子, 長大之後, 當然會成為文明的人。由此可知, 不論有人怎樣地企圖切斷歷史, 中國文化將永遠代代承傳, 綿延不絕。

我向台北的友人們談到這些, 讚嘆不已。他們則幾乎一致表示, 我選了個不幸的時刻, 來到混亂的台北。十年之前的台灣, 遠比現在好得多, 到處是欣欣向榮, 愉悅和諧, 人與人之間充滿親切和溫暖。這八年來, 台灣被挑起族群仇恨,社會分裂, 經濟衰退。我對台北的讚美, 倒使台北的朋友們十分感慨, 想起過去的美好年代, 似乎已是很遙遠的事了。兩個台灣影視界的朋友, 跟我吃兩次飯,嘆了幾次 : 實在懷念過去上學讀書的歲月, 雖然生活不那麼富足, 但真是和平快樂, 無憂無慮。

我到台北的第二天, 是台灣政府拆除中正紀念堂牌樓上「大中至正」四個字的日子, 所以我一早趕到現場, 拍照留念。在報紙上讀, 或電視上看, 紀念堂前好像萬眾擁擠, 衝突頻頻, 混亂不堪。實際上, 當時在場的不過三五十人而已,警察護衛和新聞記者及工人人數, 倒比聚集的市民還要多些。媒體, 特別是電視,實在過度誇張, 不光誤導民心, 而且給台灣人的品格素質抹黑, 確是不該。台北人根本不是那樣子的, 那天星期五, 幾乎所有台北人都在正常上班, 很少人願意去參加這個政治鬧劇。

也在中正紀念堂前, 我看見綠營的人排隊呼口號, 也看見有人高舉青天白日旗示威。一個婦女靜坐地上, 舉著一本雜誌, 向路人講解紀念堂的建設。兩三隊警察都背著手, 站在旁邊看。聽見一個警官指示部下, 見此種種, 只要民眾不發生肢體衝撞, 警察不得干涉, 公民有表示自己觀點的權利。

紀念堂廣場上, 成群的和平鴿, 漫步在森嚴的鐵絲網前面, 看到很感痛心。那情景, 只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歐洲戰場的圖片上見到過。想不到居然發生在今天,在相當文明了的台北市中心, 可見台灣政府確實太落後於時代了。不過, 我願意相信, 這只是暫時的。美國有句話說 : 有什麼樣的人民, 就有什麼樣的政府。既然台灣人已經走入了理性和文明, 他們就一定能夠選舉出理性和文明的政府,造就理性和文明的官員, 建設理性和文明的社會。

在台北短短六日, 對台灣社會和台灣人有了近距離的認識, 並因此增加了許多信心, 相信中國人還是有可能達到高度文明。所以我尊敬台灣人, 愛戴台灣人。如果有機會, 我願意再次到台灣去, 享受一個正常, 理性, 文明的中國人社會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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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下為原po xBenjaminx 說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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去年四月,我到普林斯頓大學參加一項反右派運動50年的研討會,認識沙 先生,沙 先生提到他2005年第一次到台灣,感受和沈寧完全一樣,人與人親切和善,搭車文明有序,書店充滿文化氣息。 沙 先生說他在大陸生活了40幾年,在美國過了20多年,但現在卻覺得台灣才是他的心靈故鄉。我問他為什麼?他解釋說,大陸雖然是他的祖國,但共產制度太可怕了,讓他只想遠遠地離開這個讓他飽嚐痛苦的地方。美國是他的第二故鄉,給了他重生的機會,但生活久了也知道自己只是個過客。反倒是台灣,雖然他才去了幾天,卻讓他有回到故鄉的感覺。另一位朋友姓張,他說自己跑過幾十個國家,喜歡從交通工具看一個社會。他對台北捷運以及台灣高鐵都讚不絕口,不但設備新、車廂乾淨、服務好,而且乘客都很守秩序,上下車排隊,無人喧譁。在他的印象中,只有北歐和日本才有這樣的水準,連美國都比不上。我們生活在台灣的人,整天被政客的語言污染,被電視疲勞轟炸,總覺得台灣一無是處,沒有希望。其實,台灣一點都不差,台灣不但建立起華人地區唯一的民主體制,也是華人社會最文明的地方。

就像 余英時 教授說的:台灣雖然很小,影響卻是巨大的。

讓我們珍惜台灣、愛護台灣。

(轉自ptt實業坊,cultureshock版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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